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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肖志军案和群体事件看越轨行为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无论是肖志军案，还是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都在以越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造成这种异常的社会现象的原因是一种不平等和压迫关系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强社会控制以减少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 社会控制


一、肖志军案、瓮安孟连等群体性事件简介

　　据报道，怀孕已经40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丈夫送往北京某医院治疗，由于丈夫不同意医院为李丽云进行剖腹产手术，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护人员束手无策。而上报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后，得到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在常规抢救3小时后，医生宣告李丽云和胎儿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些人因对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之后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大部分均为轻微伤。整个事件处置中，没有任何人员死亡。1
　　2008年7月19日，发生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一个群发性的事件应该说备受人们的关注，在这个事件当中，当事人是有五百多名当地群众和上百名的公安民警发生了冲突，冲突导致了40多名民警受伤，同时也造成了15名的群众受伤。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还造成了两名群众的死亡。2

二、对越轨行为的原因分析及思考

　　无论是肖志军的个体表现，还是瓮安孟连这种群体性事件，都属于越轨行为。所谓越轨行为就是违规行为，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或若干个社会成员的集合所实施的偏离或违反一个群体（社会）的社会规范的行为。从这些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成员应该有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但是他们却故意违反，无论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希望自己的违规行为能引起社会的注意，进而力图改变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错误的社会规范，这都是一种异常的社会现象。
　　如果存在一种妥善处理纠纷的程序和机制，如果老百姓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表明诉求且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相信没有人愿意用越轨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不禁质问，我们国家那么多机构和解决问题的程序究竟为谁而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越轨行为愈演愈烈？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关于越轨的基本态度存在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两种学说。前者认为越轨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就反功能而言，越轨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但是积极的越轨能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包括消极越轨在内，它可以使原本模糊的社会规范得到具体化和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越轨还可以对社会起到预警作用，它能触动社会团体本身关注并进而解决某个问题，由此可避免该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者则认为，越轨不过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必然表现，是受控制者受压迫者反抗和挣脱控制的一种必然方式。除非根除社会不平等，否则不可能摆脱社会冲突行为。
　　我认为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冲突主义，越轨都是一定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就肖志军案而言，到底是肖志军这个个体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有很多，但社会作为大的生存环境难逃其咎。医院作为行使救死扶伤的公益目的为主的社会团体，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为患者多开药，乱开药已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致使单个行为个体如肖志军产生了对医院的不信任，进而贻误治疗的最佳时机，酿成惨剧。但是作为肖志军这个行为个体而言，贫穷不是借口。作为丈夫，难道对自己的妻子作为孕妇的身体状况没有认识吗？到底是怕剖腹产要支付巨额医疗费而拒签，还是天真地认为即使他不签字医院也会行使救死扶伤的天职去救妻子？我们无从得知。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他们知道医院是要赚钱的，但或许从没想过医院会真的不救人。正是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一知半解，最终酿成了悲剧。即使是作为一个农民，他也无须社会给出一个孕妇的正确认识，他本身就有能力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肖和医方都称得上合情合理，但却酿成悲剧。当天下午，周围人等的援手使得金钱和技术都不成问题。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肖志军却没有相信这样的善意。为什么每一方都输得一败涂地？对于肖志军来说，生活中的艰难与挫折、没有保障的制度早已让他丢失了安全感，更对医院的“花言巧语”失去了信任。社会严重的分隔导致信任缺失，这才是悲剧的深层原因。1
　　默顿曾在《社会结构与失范状态》一书中指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设想如果没有合理正当的制度性设计来保证社会成员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受欲望的驱使，往往铤而走险。
　　重庆出租车司机全面罢工事件，瓮安孟连群体事件等等从一个侧面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可否认，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占社会总人口20%的精英掌握了全社会80%的财富。由此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在社会中拥有更多权力与资源的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和越轨认识充当了衡量越轨的标准，同时也控制了衡量越轨的尺度。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一种不平等和压迫关系。
　　如果普通社会成员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总得不到处理，或者解决问题的效率极低而付出的成本又极高，导致他们选择一种极端方式——越轨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此一来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事情闹大了才有人管——闹事——解决——闹事……。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或许可以为这种心理提供注脚。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都反映了行为者的成本收益算计，一个人与他人互动其实都是为了获得酬赏和回报。这其中酬赏主要表现为金钱、社会认同、尊重、权力等等。他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成功命题：当某个人的行为越是经常获得回报，此人就越可能从事该行为，如果从事越轨行为可以使问题更易于解决。这样一来就慢慢对社会成员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对社会秩序、人们的思想信念也会造成很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将会受到拷问，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受到极大损害。相比之下，我们国家设立那么多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机构一方面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让社会徒增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和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将会受到影响。进一步思考：我们如此繁多的利益解决机制究竟为谁而设？我们的法律究竟为谁而设？
　　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罗尔斯：一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二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具有人性、能够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美国种族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三是如果民主是一种有希望、可以面向未来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如此绝望？众所周知，在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纷争，同样也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罗尔斯最后的答案是：在民主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更深刻的价值，那就是正义。1
　　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担起责任。当法律与良心冲突，在良心与法律之间，我们该作何选择？李丽云的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只知道建设程序正义的社会，只会是一个畏首畏尾的势利社会，一个放逐良心与责任的标准化社会。尽管我们不知道李丽云的死是否会使相关法律得到修正，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生离死别的场景中，除了那位已经失去知觉的孕妇，没有一个清醒的人愿意为社会进步冒险：人们没有选择“违法”，而是宁愿选择悲剧。

三、对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

　　因为越轨是一种社会不平等和剥削压迫状态的反映，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我们无法根除社会不平等，因而根除越轨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加强社会控制，把越轨的负面影响降低。对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多方面的，包括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和社会价值观等等，其中，高度精致完备的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法应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发挥其作用。现代化的进程摧毁和瓦解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亲属和血缘，而且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价值观的相互激烈碰撞与冲突必然导致国家法地位的凸现。现代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和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政府。
　　在社会机制方面，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尽管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上的能力上存在差距，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制度设计缩小这种差距。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能正常表达，建立相应的建议采纳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如此一来，人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并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人们寻求越轨行为来实现个人目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我国已经在人大代表比例调整如农民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方面收到些许成效。但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社会控制方面，首先，我们要实行全社会总动员，实行现代治理、综合治理，即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理，这就要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必须以民间的多元的力量，与政府分权制衡，来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的重任。我们可以通过国家法的强制力制裁、惩罚和限制各种越轨行为来实现社会控制，也可以通过宣传说服教育等方式使其规避违规行为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我们要维护和强化社会规范的权威性。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保持发展和稳定的前提，社会规范权威性的树立主要取决于规则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还要依赖于对其的宣传力度和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另外，我们还要对那些非官方的社会资本予以尊重。这些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则是在非国家权力的干预与介入下自然生成的。只要他们的行为不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就不能干涉。而且我们还可以发挥这些NGO的自身优势，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信任，使社会控制的力量更强大些。
　　综观肖志军案和这些群体性事件这些越轨行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政府也应该积极从自身总结教训，如何及时化解民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执政团体面临的根本课题。明智的统治者不会把整个政治制度放在火上烤，所以会选择司法替它缓冲减震。司法无力，民怨无法及时疏解，反而不断积累，遇到火星就会爆发成为群体性事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对司法体系丧失信心，也就会对整个政府体系失去信任。司法是个缓冲带，社会制度如果设计得比较合理，政治问题能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掉。如果司法体系有效运转，社会中的大量冲突可以分散解决。相反，司法弱小，最终会冲决整个制度大堤。1瓮安等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目前社会缺乏相应利益协调和安抚机制，司法体系的责任也没有承担好，又缺乏民间组织之类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来帮助当事人走出困境。所以，执政者应认真考虑司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可以尝试从司法入手来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通过健全司法体系，使社会维持基础性秩序。
　　随着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提高，法律的社会化程度也相应地发展变化，在现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要恰当地认识国家权力。尽力减少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⑴刘焯：《法与社会论：以法社会学的视角》，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⑵卢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⑶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⑷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⑸《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5日。
⑹《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3日。
⑺《中国青年报》 2008年11月7日。

论片面共犯的不存在

贵州铝厂法律事务处 梁鸣鸿

所谓共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共犯就是指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犯罪现象，它包括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而狭义的共犯，仅指教唆犯和帮助犯而言，与正犯相对应。所谓片面的共犯，是指暗中进行实行行为，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人。片面的共犯是否存在，刑法学理论界颇有争议，笔者认为，从共犯的性质的角度考虑，片面的共犯是不存在的。
从广义上讲，对共犯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犯罪共同说认为，二人以上犯罪行为人对共同法益造成损害的，为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数人共同实施犯罪，为共犯。”大冢仁说：“所谓共犯，在广义上，指二人以上的行为者共同实现犯罪的一切场合。”这一定义，扩大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协议说认为，几个人根据协议实施一个或几个犯罪的行为，是共同犯罪。把协议作为共同犯罪的根本条件，缩小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帝俄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苏联刑法学者持这种观点。共同意思主体说认为，共同犯罪虽然由数人实施，但是，数人由异心别体变成同心异体，这种组合体基于共同的犯罪意思形成同一个犯罪目的，指向同一侵害对象，只要其中一人着手犯罪，即使其他人因某种原因未能着手或者根本不在场，或已着手一部分行为，就应视为共同犯罪引起的结果的犯罪。这种观点可专用于解决共谋共同正犯。随着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单纯考虑犯罪共同或者行为共同的共犯理论已不受推崇，而意思共同正作为共犯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刑法采用共同意思加共同行为的概念，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科学地阐明了共同犯罪的性质。这一定义要求只有同时具备这二者的情况才是共犯，而片面的共犯不具有这种特征。
一、片面的共犯没有共同的意思
共同的意思仅指共同故意，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各共犯人均有相同的故意，二是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及“合意”。
其一，各犯罪人的故意内容是相同的，即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都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故意内容不同的人，不构成共同犯罪，即使他们同时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犯罪。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也不能按照共同犯罪处理。例如，侯某与甲、乙、丙三人一同外出，甲、乙、丙三人见路旁有小孩玩耍，遂互使眼色，意图拐卖。当甲、乙、丙三人向小孩走去时，侯某站着未动。甲、乙、丙三人拐走小孩后，侯某继续前行。这时小孩母亲跑来，问侯某是否看见有人带小孩走，侯某向小孩母亲指了相反方向。公诉机关以侯某是共同犯罪为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侯某没有共同的故意为由，认定侯某犯包庇罪，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在此案中，侯某是典型的片面帮助犯，他与甲、乙、丙虽然都有故意犯罪的意思，但是该故意的内容却截然不同。甲、乙、丙三人具有的是拐卖儿童的故意，而侯某无论是从哪一个犯罪阶段上说，虽然对甲、乙、丙三人的拐卖行为持放任态度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对拐卖儿童行为本身却是没有犯意的，他向小孩母亲指了反方向，只能表明其包庇犯罪的意思。
其二，共同犯罪人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实施犯罪，而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共同犯罪。犯罪人的犯罪故意内容不仅是共同的，而且还彼此知道其他共犯人的这一共同的故意内容。缺乏主观联系的同时犯，虽然各有故意，纵使该故意内容是一致的，不是共同犯罪。这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共犯人都知道有人在与自己一起实施同一犯罪，这就排除了片面共犯存在的情形。共同犯罪的严重性来源于其整体性，整体性来自于各共犯人的行为相互配合、协调和补充，而这种配合、协调和补充取决于各共犯人在主观上的相互沟通、彼此联络。片面的共犯中正是因为缺乏意思沟通而不能作为共同犯罪处理。在上例中，侯某知道自己在帮助甲、乙、丙三人，但是甲、乙、丙三人并不知道侯某的行为，因此，即使侯某与甲、乙、丙三人的犯罪故意内容一致，他们在犯罪意思上却缺乏沟通。
二、片面的共犯没有共同的行为
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可能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实行行为，即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故意内容的实现起关键作用；二是组织行为，即组织、策划、指挥共同犯罪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的性质、规模等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教唆行为，即故意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行为，它对他人犯意的形成起原因作用；四是帮助行为，即为共同犯罪创造条件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起辅助作用。在理论上虽然有人认为共同实行犯和教唆犯也可能存在片面共同犯罪，但一般认为，共同实行犯只有相互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才能成立共同的实行行为，如果他人不知共同实行的情况，实际上不过是各人实行自己的犯罪。教唆犯在我国刑法中，只要故意唆使他人犯罪，就可以成立，因而不存在片面共同犯罪问题。组织犯在犯罪中起到策划、指挥的作用，要求有犯意的形成、行为的调度的统一规划，也不存在片面的共犯。在上述三种分工的情况下，理论上有关片面的共犯是否存在的争论不是很大，而只是对帮助犯（从犯）有没有片面的共犯在理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分歧。
共同犯罪要求有共同的行为，共同的行为不仅指各共犯人都实施了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指各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行为”意味着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生了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也可以肯定各共犯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片面的共犯因其实施犯罪时的单方面故意性，不能与其他犯罪人产生意思沟通，因而该行为不能置于在同一个犯罪故意的统一支配下，也就不能与其他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形成有机的整体。
共同的行为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之间相互配合和补充，这种配合和补充不仅仅是在表面上而言，还要求是在意思的配合和补充的基础上产生，即犯罪行为人知道不是自己在单独实施犯罪，还把别的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当作犯罪的一部分，在综合考虑实施犯罪时全部考虑进去。二是各犯罪行为都针对同一个特定犯罪，各犯罪行为人对全部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负责。从客观条件上看，片面的共犯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可能与其他犯罪行为相互补充、协调和配合，但是该行为没有被其他犯罪行为人知晓，也没有被当作统一的犯罪行为考虑进去，应当被排除在犯罪行为的“整体”之外，与其他行为的配合、协调和补充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偶然的。例如，甲、乙商量某晚盗窃电缆，被丙听到，丙遂跟着甲、乙二人，在甲、乙盗窃得手后找上门，要求收购该批赃物。在本案中，甲、乙盗窃犯罪从预谋、实行到销赃的一系列行为是一个有机体，而丙帮助实现销赃的行为并没有在甲、乙考虑之内，丙的行为形成与甲、乙盗窃行为的配合只是基于丙的单方安排，该行为与甲、乙的行为仍不能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不能将丙作为共同犯罪处理。
综上，根据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定义，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故意”是成立共同犯罪的主观条件，“共同行为”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客观条件。片面的共犯，在主观上既与“共同故意”的要求相违背，在客观上又与“共同行为”的要求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它在理论上是不应存在的。否定其存在对司法实践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1.《刑法学》，张明楷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论共同犯罪》，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