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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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198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两个文件精神指导下，经过改革，我国的艺术表演团体逐步打破了旧体制的模式，由计划
体制下国家统包统管的形式逐渐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转变；布局不合理和队伍偏大的状况在总体上也有所改变。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许多艺术表演团体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从当前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实际来看，由于各地在经济、文化发展诸方面的差异，各地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改革的成果还较为脆弱和单薄，改革的思路和视野还不够开阔，改革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宏观机制还不配套，文化经济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艺术表演团
体内部运营机制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未解决，相当一部分艺术表演团体处于不能正常运转的状态。艺术表演团体在很多方面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改革开放，不适应人民群众新的要求，在创作上表现为能够深刻反映改革开放和时代精神的力作不多。因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
各级各类艺术表演团体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文件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继续贯彻1985年和1988年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把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推上一个新台阶。现根据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的新要求，特作如下通知，望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人才，出作品，繁荣艺术事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
次文化生活需求，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符合艺术自身规律的社会主义文化实体；确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实行各类院团多轨并存，保住国家重点，放开社会办团；逐步建立艺术人员合理流动的新
陈代谢机制。
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进度和办法上可有所不同。市场机制发展快，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要迈出大步，老、少、边、穷等地区可以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改革。
当前，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着重点是：优化外部环境，转换管理体制，搞活内部机制，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地市以上的大、中型剧团要加快改革进度，强化改革力度，切实搞活内部经营机制，在富余人员的安排、分配差距的拉开、演出实体的分离等重要问题上要有所突破。
在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做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正确认识文化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文化市场对艺术事业的积极作用，避免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消极作用，不能由于市场的影响而忽视对艺术高品位、高质量的追
求，也不能因为市场上出现一些不好的甚至丑恶的东西就漠视市场。要尊重市场规律，适应市场需求。
二、继续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新格局
经过改革，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得到初步调整，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在同一城市艺术品种相同的剧团设置重叠；大、中城市剧团偏多；县以下剧团数量少，广大乡村群众看戏难等等，因此要继续对现有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进行适当的调整。
1、国家重点扶植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
2、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力争每个地、县有一支演出队伍。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可采取多种办团形式，实行多种所有制。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县级艺术表演团体，随着财力的增强，增加经费补贴，为他们长年为农村群众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3、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积极支持集体、个人办团，支持和发展民间职业剧团、农村家庭剧团以及各种形式的演出队。这部分艺术表演团体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在文化市场中自主经营，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这些剧团在表演团体总体布局中所占比例应该扩大。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这
部分艺术表演团体实行社会化管理，给予平等竞争条件，在创作、演出、奖励等方面一视同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4、要支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对老、少、边、穷等经济落后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在一定时期内要实行特殊的照顾政策，不宜把这些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完全推向市场。
三、完善领导管理体制，强化艺术表演团体独立法人地位
艺术表演团体在领导管理体制上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实行法人代表负责制。实行法人代表负责制是减少管理环节，确立艺术表演团体独立法人地位的具体体现。一般情况下院团长为法人代表。
1、法人代表是由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任命或聘任，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法人代表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
2、法人代表代表院团承担法律责任，对院团的各项工作全面负责，对人员聘任、机构设置、经费使用、剧目生产等有决定权。
3、对院团的重大问题，法人代表必须听取或征求同级党组织和职代会的建议、意见，接受党组织和职代会的监督、指导。
4、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尊重艺术表演团体的独立法人地位，不得干预、阻挠法人代表行使正常的权利。
四、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畅通人员进出渠道
艺术表演团体要根据艺术生产和业务工作的需要，进行定编、定岗、定员和制定岗位规范。在社会各种保险制度尚未健全前，先对现有人员进行优化组合，也可实行一团两体，将演出实体分离出来，使演出实体能够轻装上阵。
对于新加入艺术表演团体的艺术从业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试行从全社会选择人才的办法。
在实行聘任制为主要用人制度的情况下，确定受聘人员的责、权、利，建立、健全各项具体聘任办法。
有条件的省、市和地区，可建立艺术人才交流、开发中心，承办艺术从业人员的岗位交流，利用超编人员兴办文化企业，开办第三产业及其它有偿性服务项目。力争在全国、一个地区或在文化单位之间，逐步形成艺术人才合理流动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制。
对未聘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多渠道分流：对于不适宜从事舞台演出工作的艺术从业人员，鼓励其转业、转岗；对于从艺多年，接近退休年龄，不宜再从事舞台演出工作的人员，可以提前办理退休。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紧紧依靠当地政府，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办法，使艺术表演团体的劳动人事制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五、实行艺术结构工资制，建立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内部分配办法
艺术表演团体的工资制度需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一是使艺术人员在艺术高峰期能得到较高的报酬；二是主要创演人员和一般人员的工资报酬要拉开距离；三是对于那些做出突出贡献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的人员要给以重奖；四是个人收入要与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


根据艺术事业的特点，艺术表演团体实行艺术结构工资制。艺术结构工资制由艺术专业职务工资、表演档次津贴、演出场次津贴和奖金等构成。
鉴于全国各地的经济条件和艺术表演团体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具体执行中要根据财力和创作演出情况，不能搞一刀切。
为了增强艺术表演团体的活力，更好地发展艺术生产，各艺术表演团体除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外，根据国家宏观管理的要求，也可以制定内部分配方法。
1、国家统一制定的艺术表演单位的工资制度、工资标准，可作为档案工资。
2、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在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实行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节余下的工资额，可作为奖励基金，由单位自主使用。
3、对已经评聘了艺术专业职务的人员，可按其在舞台演出中担任的角色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定工资，也可实行专业职务与专业职务工资脱钩，按聘用的实际情况定工资。
4、对于拒聘人员，停发职务工资以外的活工资，并规定期限，停发全额工资。
5、院团领导是艺术表演团体艺术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组织者，他们的工资应不低于本单位主要艺术人员的平均水平。
六、广开财源，增加收入，为艺术表演团体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财力所限，对艺术事业的投入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艺术生产和创作资金的需求，因此，在争取国家对艺术事业投入逐渐增加的情况下，艺术表演团体应设法增加收入，发展自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争取社会各方面对艺术表演团体的支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优惠
的文化经济政策。
1、艺术表演团体可根据当地文化市场情况，自行确定演出票价、劳务收费标准等。
2、进一步拓宽多业助文的路子，办好各种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为艺术生产提供更多的资金。
3、积极争取社会（包括国内外和境内外）对艺术发展的资助。但在接受国外和境外资助时不能有有损我文化主权的条件。
4、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进一步开拓艺术同经贸联姻的范围，拓展联姻的渠道，探索新的“经济——艺术”联合体的办法和形式。
5、对为艺术事业发展筹集资金和引进外资有功者，可按国家有关集资的规定，适当酬劳或奖励。
6、加强对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收入的管理，本着按一定比例提成用于艺术生产的原则，制定上交费用办法，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
7、创造条件搞好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建设，国家办的剧团力争做到一个院团一个剧场。同时千方百计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并力争为外单位或外地应聘人员准备好相应的物质条件。
8、继续贯彻落实有关离退休人员经费单列的规定。
七、改善演出经营管理，培育发展演出市场
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进行艺术生产和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联系艺术表演团体和观众的纽带，因此要组织好演出活动，把演出作为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演出活动还未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各艺术表演团体要努力创造条件，培育、发展演出市场，不断开拓和活跃演出市场。
1、要大力创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优秀剧节目，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扩大商业性演出，为剧团创收，使剧团演出收入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2、树立推销意识、广告意识，建立推销、广告体系。各艺术表演团体要组织得力的人员抓艺术产品的介绍和推销，抓艺术人才的评介和宣传。
3、重视演出经纪人的作用，各艺术表演团体要培养自己的演出经营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
4、拓宽演出活动方式，从剧场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积极主动地、有组织地参与文化市场的各种有益于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演出；参加经贸、旅游、艺术节等各种综合性活动；或以本团演员为主进行组台演出；或建立、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发挥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人才的优势，
进行影视拍摄、音像录制等形式的演出活动。
5、减轻演出负担，简化演出手续。文化部门要协助制止对艺术表演团体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各级演出部门和表演场所要大力扶持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的高雅艺术节目。艺术表演团体要扩大演出自主权，可直接联系演出，实现产销见面。
6、除作为国家任务的重要政治性演出外，各种任务性演出、招待性演出、慰问性演出等公益演出活动，组办单位要按规定付给艺术表演团体和演出人员适当的费用，杜绝白看戏现象。
7、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演出和对外商业演出，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国外、境外的各种艺术活动，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八、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艺术表演团体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各类艺术表演团体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切实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
和组织建设；积极参与院团重大问题的决策，帮助和支持院团长进行业务和经营活动；带领党员在改革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监督保证艺术表演团体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负责对本单位各级干部工作的实绩考察，负责对中层干部进行考察、培养
、教育。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调动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艺术表演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也是院团长的工作职责。
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对演职人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引导演职人员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积极参加改革，个人利益服从改革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还要保证和组织演职人员坚持以艺术生产为中心，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增强艺术表演团体的凝聚力，促进艺术表演队伍的团结和艺术生产的发展。
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出人出戏，促进艺术繁荣。能否推出优秀的、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作品和艺术人才，是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也是艺术表演团体在市场竞争中能否站稳脚跟，能否继续发展的基础。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各艺术表演团体在改革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
将繁荣艺术创作、培养艺术人才作为工作的中心，采取切实的措施，扶持和支持这项工作。同时，在艺术创作上要有服务观念和精品意识，要提倡创作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努力使重点剧目成为精品。要积极进行艺术上的改革创新，改变陈旧的表演方式，从内容
上、形式上达到雅俗共赏，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要重视人才培养，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培养艺术人员，敢于发现和使用青年人才，不断推出有影响的艺术“尖子”。



1993年9月23日
经济自由与经济法的法理及其例证
闫 海

内容摘要： 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内容包括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重要部门法，国家尊重和保障经济自由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精神。竞争自由权是经济自由的合理推定，反垄断法在保护竞争自由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经济法 人权 经济自由 反垄断法 竞争自由权
原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第154－156页）

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人权"概念首次进入宪法，但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应停留于宪法文本，完成人权由自然权利向法定权利乃至实在权利的转化，最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部门法的具体化，即以人权为原则指导部门法的立法、司法与执法，部门法也应全面体现和逐步拓展人权的基本内涵。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1] （P274 ）而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部门法之一，因此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经济自由的法律界定
在政治、经济哲学中，经济自由被广泛地用于描述一种思想或观念，以致其外延缺乏清晰地界定。我国宪法条文上并未列示经济自由这个概念，但是一般认为宪法修正案的人权条款是一种"概括性人权保障"，即对于一些虽然未被宪法列明但已被普遍承认基本权利具有兜底功能，经济自由的部分内容在类型化后可以也应当纳入人权保护范畴。笔者认为，经济自由包括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两项基本内容。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指出，"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 [2] （P25 ）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意味着财产权本身不受侵犯，而且要求对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受到干涉，即主体享有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自由。德国学者分析《基本法》第 2 条第1 款，"每个人都有自由发挥特长的权利"，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合同自由；价格自由；竞争自由；广告自由；行为自由；消费自由；生产自由；企业主对经济资料进行信息自决的自由；经济目标的破坏不妨碍该目标追求者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销售自由；经济自律自由；外国人的职业自由；决定是否承担不必要的公共经济协会成员义务的自由，此外，依据《基本法》第 9条应有经济联合与协作自由，依据《基本法》第 12 条还有职业自由、工作区域保护与迁徙自由。 [3] （P157-158 ）美国宪法学者对经济活动自由的理解是，包括四项内容：首先是创设自由，自由进入市场，无需正式许可就可以从事活动；其次是竞争自由，进行自由、公平的竞争，即使竞争失败者淘汰出局，蒙受损失；再次是合同自由和消费自由，自由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内容；最后是结社自由，个人或企业可以建立经济组织和其他经济联合体，雇员可以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行动。 [4] （P164-178 ）笔者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认为经济活动自由应包括：经营自由，市场主体可自由选择参与市场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享有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决策的自由；竞争自由，自由选择竞争对手、竞争领域、竞争策略，并自我承担竞争后果；交易自由，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安排交易条件，设定交易对象，从商品、服务到经营权等；自治自由，组建和运作自己的自律性组织，自主管理内部事务。总之，经营自由、竞争自由、交易自由和自治自由以财产权为基础，是财产权的自然延伸，并且，共同构成经济自由的基本内容。

二、经济自由的意义和相对性
"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5] （P11 ）弗里德曼的论述揭示经济自由具有目的和手段双重价值。就目的价值而言，"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以其最初级的形式对个人自由的体现，而市场自由则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 （P88-89 ）首先，经济自由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信赖投入成本而产生的收益的可以安全取得和享用，劳动、节俭和积累才能持续地发生，而不是尽最大可能"吃掉和用掉"。其次，经济自由将中世纪的农奴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并造就成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使资本雇佣劳动成为可能。最后，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机制，人的独立主体和相互的平等属性成为必要，自由意志对财产、劳动的处分也借助契约的形式得以实现。就手段价值而言，哈耶克已经明确地指出，对于经济自由的剥夺是通往奴役之路。 [7] （P91 ）

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界限的最外层就是客观条件的约束，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所谓自由人，就是指不戴手铐脚镣、也不受监狱关押，也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象奴隶一样只限于在某一个地域之内活动的人……不能象鹰隼那样飞翔、象鲸鱼那样遨游，这并不是不自由。" [ 8]（ P173） 但是，自由的最重要约束，不是上述的自然限制，而是社会限制，即人作为社会动物而必须忍受的社会控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自给自主的小农经济进入以市场为纽带、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自由被附加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强。因此，19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 条所诏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在1919 德国《魏玛宪法》第153 条第3 款被表述为，"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20 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宪法已经普遍地接受财产权的这种社会化的变化。此外，与具有静态特征的财产权相比，经济活动自由具有动态性导致其外部影响性更大，受到限制也自然就更多，例如，经营自由中对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在法律设定的个人、合伙、公司或信托范围内，在特殊领域，则限制更为严格；竞争自由则必须遵循善良风俗等基本规则；交易自由中特殊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条件必须在规范约束下；自治自由的规章制定、奖惩行使都要受到外界监督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对权利的限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利相互之间的限制（内部限制），即一个权利对另一个权利的限制，一个人的权利对另一个人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实现秩序、福利及良俗美德所需的对权利的限制（外部限制）。" [9] （P210 ）笔者主张，权利是分析的唯一逻辑起点，权利的限制只能来自于他权利，而裁量冲突双方的优越性以及优越程度，应以道德和法律的公平观念为标准。经济自由是一项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自然优越于其他次生权利，所以，经济自由限制的合理性只能来自经济自由或其他基本权利，而不是简单诉诸"公共福利"或"社会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此外，应补充说明的是，限制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不应狭隘的指向他人，即使同一主体上也可能产生权利的冲突和协调，例如，现代社会公民的消费清单上除了私人产品外，还需要国防、司法和灯塔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因此公民基于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必须允许国家以征税的方式合法的"侵犯"自己的财产权。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法
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经济自由。尊重经济自由要求国家与市场保持距离，市场运转协调的地方不应有国家的影子，一旦出现运转失灵，建立在自治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也是优先手段，而国家干预居于末席，这也是所谓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尊重经济自由仅仅是国家的一项消极义务，国家的积极作为才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场所，也是权利冲突的地方，不同主体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发生碰撞，划分彼此合理的界限成为必要。伦理道德、内部自律固然可以成为权利界限划分的依据，但是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是其实施的软肋。那么，超然于市场、社会之外兼具合法暴力的国家就成为经济自由冲突的比较理想的裁断者。市场经济初期，经济自由对于国家的要求是较小的，国家按照公平正义的观念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规范——主要为民商法——界定财产权范围，经济活动的基本要件以及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如果权利冲突现实的发生，且无法以和解、调解乃至仲裁等私人方式解决，那么，国家提供法庭依据前述法律规范为准绳予以裁判，并以强制力为执行的保障，最终协调经济自由之间的冲突，总之，国家仍然为"守夜人"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交易复杂化，空间的扩大化，经济自由的保护需要国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市场运行。此外，保护一方的经济自由，也意味对另一方经济自由的限制。此外，经济法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还可能由于其他人权要求，例如，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以履行生存权、发展权过程中也会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又如，国家执行保护、履行人权的物质基础就是通过限制公民财产权而获得的国库收入。

人权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与私法上的物权、合同自由等应当在法理上予以明确区分。前者私人个体对国家的抵抗或要求，后者是私人个体之间处理冲突的依据，虽然现代人权理论认为，保护人权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私法上所谓一般条款可以成为人权与私权贯通的桥梁或纽带，但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对于经济自由保护发挥的仅是间接作用。经济法才是经济自由的保护神，因为经济法是直接规范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部门法，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保障或者限制都应当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经济法也应当秉持保护经济自由的精神，确定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程序和界限。

四、例证：反垄断法与竞争自由权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重要分支之一，也一向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宪章和经济民主的基石，我国《反垄断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段，反垄断法理论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有的学者提出，市场主体拥有自由竞争权，即竞争者制止垄断行为侵害其商业利益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竞争者对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所能够合理预期的商业利益的维护权。 [10] 这种权利分析范式符合法学研究规律，但是这种新型权利判断必须有充分的论证，否则权利通货膨胀无助于对实践的理论指引。笔者认为，竞争自由权是从经济自由这项基本权利合理推定得出，而不是所谓反垄断法所创设的，反垄断法的意义是明确国家尊重、保障竞争自由权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手段。以上分析，具有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是包括自由选择竞争对手、竞争领域、竞争策略，并自我承担竞争后果的竞争自由。在市场经济早期，竞争自由的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对国家干涉行为的抵抗，即将经济特权从市场活动中驱赶出去，这也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夜警国家"观念。但是，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垄断产生，垄断的存在又反过来限制了竞争自由，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扼杀。例如，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之间，或者以合同的方式形成联盟，或者通过联合、兼并的方式结为一体，这本身是该市场主体运用经营自由和交易自由的行为，但是就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他们的竞争自由却因此受到不合理的限缩。又如一些具有支配地位或交易优势的市场主体进行超高定价、交易歧视、价格倾销、捆绑销售及拒绝交易滥用经济自由行为，市场弱者的竞争自由名存实亡。传统的民商事立法和司法不能有效治理这种危害经济自由的现象，甚至成为背书者。因此，为矫正这些弊端，应创建"规制国家"，通过反垄断法的授权，建立预防、监控和处理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规制限制竞争和垄断，保障经济自由的公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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