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

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政府


岳政发[2006]17号

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开发区、南湖风景区、屈原管理区，市直各单位：

《岳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6年8月3日市人民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六年八月十日







岳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岳阳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促进岳阳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和法治政府。

四、市政府在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格局中开展工作。市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简化办事程序，发挥综合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及其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七、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九、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副市长联系、协调有关工作。

十、市政府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按职责范围要求，对本部门的工作负责。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和财政收支平衡。

十三、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依法建立健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与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不断优化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重要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以及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十八、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县、市、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九、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反应灵敏、协调有效、覆盖全市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为决策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提供依据。



第五章 推进依法行政



二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一、市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与本市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及重大决策紧密结合，按照法定程序，适时制定并颁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或预先审查，并负责解释工作。

二十二、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不得超越本部门的职能范围。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或者报请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

二十三、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提高工作效能



二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市政府根据每年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有关报告，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各部门要据此进一步细化任务，组织落实，及时报告，市政府办公室适时作出通报。市政府领导成员进行每月工作实绩交流。

二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坚持和完善责任明确、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属于各位副市长分管范围内的，由分管副市长全权负责；涉及跨分管范围的重点工作，市政府原则上明确由一位副市长为主牵头负责，相关副市长配合。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各部门应当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办理；凡涉及多个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一般应明确由一个综合部门或主管部门为主牵头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二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全规范化的督促检查工作机制，对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各阶段的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及时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七章 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七、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办理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二十八、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九、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认真做好行政复议工作，依法受理和及时承办行政复议案件，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接待重要来访，及时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三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推行政务公开，运用有效载体，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市政府建立政务新闻发布制度。



第八章 提高会议效率



三十二、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是《地方组织法》明确的法定性会议，是市政府集体决策的主要形式。其研究决定的事项，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均无权擅自更改，必须坚决维护其法定权威性。

三十三、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决策；

（二）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三）通报市内外形势等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邀请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

三十四、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意见；

（二）讨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决策；

（四）分析形势，通报情况。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邀请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

三十五、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政府领导同志召集和主持。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专项问题。市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开，可以安排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出席。

三十六、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

三十七、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的，主办部门应在会前主动进行协调，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主要负责人签署。经协调意见不能取得一致的，报分管副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的，主办部门应列明各方理据，并提出倾向性意见。未经协调的事项，不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

三十八、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市长审定。

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签发，如有需要，报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签发。

三十九、市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向市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各部门、单位应由主要负责人出席（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不能出席（列席）会议的，向秘书长请假。

四十、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工作会议，应当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不得邀请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九章 规范公文审批



四十一、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政府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

四十二、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审批。

四十三、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签署。

四十四、以市政府名义发文，一般事项由分管副市长签发，重大事项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报市长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及时发布。

四十五、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政府向市政府的请示，应由主要负责人签发；请示应一事一报，并不得多头呈报；需市政府审批的事项，不得直接报送领导个人；请示内容涉及其他部门的，应事先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如有不同意见应如实反映。

四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章 严肃作风纪律



四十七、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做学习的表率，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本职工作。

四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要善于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以点带面，有效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下基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

四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坚持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的务实作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行短文”，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典和达标评比，减少各类事务性活动。市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五十、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五十一、政府机关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严格遵守各项政务纪律。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政府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对职权范围之外的重大问题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市政府领导同志、各部门和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五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严格遵守各项廉政建设的规定，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和下级的送礼和宴请。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五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五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从体制、机制和法制入手，建立严密的程序、制度和规则，有效地防止、监督和查处各类违规、违纪和违法行为，使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切实做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