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的促进作用

戴洪斌


　　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按照国家赔偿法具体法条的表述，其立法目的一是保护被侵权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二是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对于国家赔偿法条文规定，以及在社会中的实施效果，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都认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本来就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
　　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实施进行分析，应是呈现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实际获赔的案件并不多，二是国家赔偿法的促进效果还不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国家赔偿法实施的前期，其效果并不太好，赔偿义务机关多是不能正确认识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以及妥善处理好国家赔偿争议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更多是站在本身单位角度来看问题，不愿进行赔偿，甚至也不愿给予妥当的协调处理。这是前半期的实施情况。
　　到了这几年，由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增强，国家机关对国家赔偿法认识的深入，和谐稳定的高度强调，国家赔偿法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看到了，一些案件被依法确认违法，还给予了实际的国家赔偿。一些案件虽然还够不上确认违法和给予国家赔偿的标准，但是因为职权行为本身多少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情理法的综合考虑，还是在做不少协调化解工作的情况下，给予了一定数额的救助，或者通过民政等的途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经济困难。
　　虽然国家赔偿法在近几年的实施中，在具体保护受侵权人合法利益上力度有所有所加大，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本身的局限性，其保护是不充分的，明显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法律需求。这一国家赔偿法的修法过程正在大力加强，但因为理论和法律研究上的不足和不充分，修正案未能得到通过。
　　于是，国家赔偿法的第二个立法目的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社会的进步。表明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法制意识增强，表明了社会和国家的救助渠道和保障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表明了对于民生问题的更加重视。促进作用实现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国家机关在具体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舆论和要求，因为本身依法执法理念的增强，因为担心信访压力，担心造成国家赔偿等，不断加强自我约束，更加重视执法活动的程序化、规范化、公开化以及人性化，从执法机关自身加强素质建设和严格执法，从源头上就减少了产生国家赔偿争议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这一执法活动的日渐规范化进程，是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是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也是国家机关获得民众支持的必然要求。
　　二是不少当事人受损害的合法利益，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就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还到不了国家赔偿阶段，没有必要再经过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减少了漫长而又繁琐的程序事务。这一效果当然是好的。
　　三是相关国家赔偿争议，在赔偿义务机关处理环节或者其上级机关复议期间，就通过做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于是，这一国家赔偿争议就不会申请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来，表现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国家赔偿案件数量上的大幅减少。
　　三是申请到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违法的少些了，申请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要求给予赔偿的更少了。这都是与国家机关自身在执法活动中加强依法性有关，也是与各赔偿义务机关及其上级机关在具体处理国家赔偿争议中加大协调化解力度有关。国家赔偿案件申请到人民法院数量减少，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四是申请到人民法院和赔偿委员会的确认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一方面要强调依法处理，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更要强调做好化解工作，以赔偿义务机关和当事人达成谅解、和解协议而妥善解决，做到了案结事了。或者，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考虑到当事人的具体困难，而给予其一定的救助或者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赔偿中，很多是合法不合理的，职权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当事人也受到了实际的损害，当事人也有实际的生活困难，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的。
　　由此可见，国家赔偿法通过其隐形的和明显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各种方式和渠道，越来越起到了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目的。


2010年1月19日


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村矛盾

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党委副书记 陈 龙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党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之后，社会对农村关注程度日高，农村各种体制性、社会性问题日渐凸现，各种矛盾日渐突出。村两委选举、村务公开、土地征用、计划生育以及村矿关系等等，都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的导火线。有的地方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村民自治体系基本瘫痪；有的地方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对党的农村政策顺利贯彻执行造成极不利影响，个别地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许多基层干部抱怨农民“越来越难管了”，农村“越来越乱了”，农村工作举步维艰。
从经济学角度看，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进必然会伴随着农村阵痛。工业经济在原始积累阶段对农耕利益的掠夺非常残酷，甚至充溢着血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各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力求将上述两种经济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积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三农问题中的核心要素是农民，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是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中央明确要求“多予、少取、放活”，而正确政策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从法学角度看，“为权利而斗争”是社会和历史加于每个公民的不可转让不可抛弃的义务。为实现并维护自身利益而向他人、政府乃至社会斗争是法治社会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农村矛盾问题的大多数个案，本质在于农民维护其既得利益，争取更大利益，所以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把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并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事业作为己任。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更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变农村矛盾频发为农村繁荣稳定，变农民朴素的维权意识为依法维权理念，基层干部责无旁贷，重任在肩。这也是新的历史实践对广大基层干部新的考验。
首先，基层干部要加深与农民的血肉感情，切实树立执政为民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工农联盟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二十八年革命解放岁月中，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紧跟党的旗帜抛洒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镌刻下了彪炳千秋的佳话，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的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稳定脱贫，仍然正在为温饱生计而劳碌奔波，更何论建设小康！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具体实践者和执行者，支持和带领广大农民稳定脱贫、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真正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起血肉感情，真正认识到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才能正确对待、科学分析、妥善处理农村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
第二，基层干部要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树立依法治理理念。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指出：“只有首先建立法治政府，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科学妥善处理农村矛盾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培养法治社会氛围。再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机制，变以人管人为以制度约束人，消灭“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或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人治现象。随着去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又将发生一次自我革命，进一步实现行政法制化、规范化和理性化。这对我县广大基层干部应对和处理农村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自觉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免为社会和历史淘汰。农村矛盾问题原因复杂千头万绪，但不论何种因素引起的矛盾，基层干部都必须从法律角度理性地去审视，摒弃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切莫自做主张，更不可先入为主，否则只能是无根据地激化矛盾。《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颁行与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相呼应，价值取向于执政的规范化、法律化、理性化，服务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抱着官本位的人治思想去解决农村日益复杂的矛盾问题，今后于国法于党纪都“此路不通”了。
第三，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着力培育民主法治氛围。村民自治制度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全面推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管理农村事务是推动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吕梁市创造性推行的会审、联签、民评“三项制度”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干部不应该把落实“三项制度”看作走过场，要积极引导、帮助农村健全村民议事制度，扎实落实“三项制度”，实现村里的干部村民选，村里的事情村民管。基层行政单位和干部要学通学透《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决摒弃把村级组织看作自己的下级部门、把农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的封建残余思想，切实还权于民，绝不与民争利。农民对自己的事情做主了，农村一大部分矛盾就可以消化在村组内部，部分矛盾存在的基础就消失了。我们的干部应该当好法律法规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员，助民掌好权，用好权，使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第四，引导农民依法维权，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维权意识，群体上访、越级上访、涉法上访逐年增多，进一步证实了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农村法治化的紧迫性。目前农民有事必找政府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惯性仍在延续，二是农民法治意识普遍淡薄。基层行政机关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引导农民走依法维权之路，通过法定渠道法定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层政府和基层法院都应该完善调解制度，灵活创新介入方式，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开拓调处矛盾的新思路新举措。基层政府在主动介入主动调解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切不可继续包揽甚至动用专政力量激化矛盾。要引导当事人进入司法救济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理性维权。基层法院亦可结合实际改革工作方法，主动下乡进村，及时调处纠纷，把农村的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民主、繁荣、团结、安定的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农村稳定繁荣，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更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