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


（195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通过）

195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议案，鉴于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展，为了适当满足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因此决定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比例的规定作如下的改变：在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则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现金在依照国家的规定纳税并且扣除生产消耗以后，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设的贷款和投资在内，可以超过百分之八，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百分之十二。但是，也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至于遇到丰年或者荒年，公积金需要多留或者少留或者不留，仍然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问题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 廖鲁言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并且在今后的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必须积极增加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包括：兴修水利、添置牲畜农具、购置除虫器械等等……。），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社员收入。农业合作社为了增加一些基本建设，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力和资金。一般的农业社劳力是充足的，资金也主要靠农业社自己去解决。因为，农业社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它的利润是上缴给国家，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它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自然也由国家预算拨付。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如果也要由国家预算拨付，显然是国家的财力所不允许的，必须是主要靠农业社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国家当然尽力给予必要的援助。农业合作社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又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制度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大的公共财产，农业社就会像钢骨水泥般的巩固起来。
1956年是全国实现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农业社分配的时候，采取了少扣多分的原则，保证大多数社员入社后第一年的收入就有所增加，这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适当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比例，则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公共积累，多办一些基本建设，才能使农业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社员收入，使农业社的巩固获得可靠的保证。
二、根据近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适当地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也有着完全可能的条件。1956年全国已有80％的社和75％的社员增产增收。1957年是中等年景，粮食和各种农作物比1956年都有增加，棉花比1956年增加390万担，猪增加3千多万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分别达到了400斤、500斤和800斤指标的，全国已经有65个县（市）；棉花每亩平均产皮棉40斤、60斤、80斤或者100斤的，已经有184个县（市），亩产100斤皮棉以上的棉田有418.6万亩。据若干典型调查，1957年农业社增产增收的幅度，也比1956年高。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江西、河北、广东、辽宁、湖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不完全的统计，有20％左右或者30％左右的农业社，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甘肃张掖专区全区平均的生产水平已经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已经有70％的社员的收入水平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敦煌县全县平均每个农户收入1577元（全县共9904户农户），每人平均277元6角（全县农村人口共53744人）。再从农村信用社的存款看，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56年是10.8亿元，比1953年约增加十倍，1957年12月已经达到18亿元。有相当部分农业社还积蓄了一部储备粮，例如：贵州省不完全统计，合作社的储备粮达两亿斤。湖南湘潭专区6个县5320个社的统计，储备5千多万斤粮食，平均每社近1万斤。河北唐山、通县两个专区4927个社统计，已有1407个社积蓄了储备粮，占总社数28％。这就说明，增加农业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办到的。
三、1957年下半年以来，在农村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展开了全民讨论，新的农业生产高潮已经形成。适当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以便增多一些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农业社的要求。1957年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一般都比1956年增加了。实际上已经有一批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了8％或者12％。例如，河南省调查2559个社，1957年公积金占纯收入8％以上的即有947个社，占调查社数的37％。又如河北省的通县专区1957年合作社的公积金一般都达到8％，有少数社达到15％以上。福建龙岩专区有些林木收入较多的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达到20％左右。这些事实说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公积金一般地不超过8％”，“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公积金可以达到12％”的规定，需要加以修改，只要按照示范章程，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般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8％，是应该允许的；经营经济作物的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12％，也是应该允许的。否则，就不能适应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原来规定：“遇到荒年，公积金可以少留或者不留。遇到丰年，……公积金也可以酌量多留。”这一规定，仍然有效。但是，这一规定是指荒年或者丰收年的。为了在中等年成，合作社的公积金也可以超过8％或者12％，仍然要对章程作上述的修改。
四、另一方面，公积金的比例增加与否和增加多少，仍然必须从各个地区、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状况出发，仍然必须坚持以不断发展生产和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为前提，不能增加过多。因此，在改变公积金比例规定的时候，应该同时指出：“也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为着防止增加过多的毛病，也曾经考虑过做出最高限度的决定。但是，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合作社情况不一，限度规定得太低，还是会有超过的；限度规定得太高，反而容易引起某些条件不具备的农业合作社也按最高标准去扣留公积金，因此，没有规定最高限度，而只从原则上指出“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做为政策界限。




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霍耀刚

关键词：洗钱犯罪 侦查思路 侦查对策

前言：洗钱（money laundering）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复活”（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就曾有过洗钱犯罪）的一种经济犯罪形式。洗钱犯罪对我国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孕育着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并恶化着其他各类贪财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如何应对目前反洗钱工作的严峻局势，摆在了侦查实战部门和每一个侦查理论研究者的面前。本文主要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角度出发，对洗钱犯罪的一般途径及我们的侦查思路、侦查对策展开研究。

一、洗钱犯罪的一般途径
刑法第191条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我国目前对洗钱罪的法律规定。无论是贩毒、走私、恐怖主义、黑社会集团还是贪污、诈骗，犯罪分子都要通过洗钱来隐瞒其不法钱财来源，以避免在使用赃款的过程中被发现而落入法网。简单的说，洗钱就是罪犯“合法”其犯罪活动收益的手段和过程。虽然洗钱犯罪的表现形式花样繁多，人们对洗钱的过程表述也各有不同，但普遍的观点都认为经典的洗钱行为分作三个阶段：
1、培植阶段（placement stage），或称为入账阶段。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他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
2、处置阶段（layering stage），也称为分账阶段。即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
3、融合阶段(integration stage)，即以显然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隐瞒不法钱财的真实身份。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是最经典、最普遍、损耗最少的洗钱方式。以贩毒案件为例，贩毒分子把贩毒收益存入一家银行后通过不同账户（包括国外的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或者利用这笔资金投入到一些产业中进行一定程度的经营，以达到逐渐模糊资金原始来源性质、逃避侦查和打击的目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洗钱犯罪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手段的发展，又产生了其他两种洗钱途径：非金融机构的洗钱和“地下钱庄”的洗钱。我们可以按照洗钱犯罪的途径不同，将它分开来进行有针对的研究。
（一）、通过金融机构的洗钱犯罪
这里所说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另外还包括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邮政储汇机构、黄金交易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这些机构、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机关对他们的业务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和监管措施制度。对于犯罪分子来说，通过以上机构进行洗钱虽然有着被监控、揭露、打击的风险，但是相对与其它途径来说又有着损耗少、速度快等优点，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部分赃款还是选择了传统的洗钱方式——通过银行进行“漂白”。
（二）、非金融机构的洗钱犯罪
除了上面提到的金融机构外，还存在着一些带有金融性质的机构或单位，如：财务公司、中介抵押公司、典当行、租赁公司、珠宝古董店等。这些机构相对与银行来说，监管的力度要薄弱许多，但也存在着数额小、手续复杂、资本出境难等不利于洗钱的诸多因素。同时，一些犯罪分子会亲自或者安排他人开设典当行、租赁公司、电影娱乐城、餐饮俱乐部，甚至地下赌场等，将自己的犯罪收益清洗干净。特别是一些腐败官员常常安排自己的亲属开办公司、企业、商店等，将自己贪污受贿的赃款投入其中，以取得其“巨额财产来源”的合理解释。
（三）、地下钱庄的洗钱犯罪
“地下钱庄”是对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属非法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对外经贸和人员往来频繁的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非法的汇兑、跨境汇款、吸储、放贷、抵押和高利贷等。基本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家族型（组织成员间是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的关系）、壳公司型（常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做掩护，只需租房、电话、传真机就可开业）、网络型（信誉好的大钱庄带动若干小钱庄，形成网络化经营）。这种非法的组织形式，天然地与洗钱犯罪勾结在一起，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洗钱犯罪，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公安经侦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

二、洗钱犯罪侦查思路、原则与对策
洗钱犯罪作为近年来伴随着毒品犯罪、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一种犯罪活动，对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社会治安管理危害严重。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型的故意，其主观恶性大。特别是我国在金融法规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加入WTO，洗钱犯罪的猖獗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投资环境和大国声誉。因此，必须对洗钱犯罪加以预防和严厉打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提供资金账户的；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对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措施、方法等的研究，而对包括洗钱犯罪在内的经济案件侦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洗钱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虽然在作案手段、表现形式、侵害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基本的犯罪原理不会变。洗钱犯罪作为一类特殊形式的经济犯罪，必然有着其内在的规律可被我们掌握并加以应对。下面让我们通过对洗钱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在侦查思路上的比较，来思考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原则及对策的建立。
（一）、洗钱犯罪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思路的比较
1、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思路
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由于事先了解的只是零散的线索和不连贯的证据，侦查工作的逆向性推理、发散性思维显得特别重要。侦查人员面对的是如何将一些看似杂乱、毫无头绪的线索、证据整束起来，通过现场访问、现场勘查、摸底排队、调查访问、通缉、搜查等侦查措施和手段，最终确认犯罪嫌疑人。普通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一般具备着9大要素：时间、空间、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作案过程、犯罪行为内容、作案手段、犯罪工具和犯罪对象。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关联，整体结构呈一个动态鱼刺状。我国著名侦查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大中教授从现场勘查的角度入手，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王大中教授以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揭示出了普通刑事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般规律——如果将犯罪行为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所包含的9大要素之间对于犯罪行为这个系统来言，是客观存在、有机联系、相互印证并最终揭露证实犯罪行为的。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思路中，笔者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表述：通过对普通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勘查来收集或分析得出犯罪行为的9大要素，然后侦查人员可就这9个要素（其中一项或几项要素）以逆向性和发散性的侦查思维，由犯罪结果来最终推导、证实犯罪事实并查获犯罪人。
2、洗钱犯罪的特点及其侦查思路
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洗钱犯罪在犯罪形式上有着与经济犯罪相同的特点：（1）、一般少有可供勘查（有勘查价值）的犯罪现场；（2）、犯罪后果相对抽象，一般没有具体的受害人；（3）、多重的违法性，经济案件一般会触犯多项法律、法规；（4）、作案人身份比较特殊，在国外有“白领犯罪”一说；（5）、案情复杂，查处工作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人为的阻力；（6）、犯罪手段日益呈现智能化、专业化和高科技化。洗钱犯罪同时又具有其它几点特征：（1）、与许多严重刑事犯罪有着天然的联系，助长着走私、贩毒、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等犯罪的嚣张气焰；（2）、部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贪污腐败往往涉嫌洗钱行为，破坏着我党在人民群众中廉洁自律的形象；（3）、一些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与犯罪分子相互利用，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情况比较严重。（4）、洗钱犯罪有着明显的反侦查表现；（5）、由于现实和法律规定的原因，犯罪证据的搜集和案件性质的认定都较为困难。
在洗钱犯罪的侦查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侦查机关在接手洗钱犯罪的侦查后，一般已经有了特定的犯罪嫌疑对象，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侦查工作搜集并证明一切与犯罪有关的证据。最后我们要将侦查工作中发现的一系列证据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证据体系，达到足以认定犯罪人、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的侦查目的。对于洗钱犯罪，传统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难以发挥它们在侦破传统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如何在现有条件中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的效率，对我们刑事侦查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认为洗钱行为一般具有六个基本要素：犯罪场所、资金来源、洗钱手段、洗钱过程、犯罪结果和资金去向。这些要素以犯罪嫌疑人或犯罪线索、证据为起点，以环状形式线性贯穿整个犯罪内容。因此，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整体上呈现出封闭、环绕型结构，侦查人员以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以犯罪嫌疑人或线索、证据为侦查思路的起点，环线型地展开侦查工作。
让我们先看看大多数的洗钱犯罪侦查过程，侦查机关通过银行或者其他方面得到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时，基本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被我们所掌握，我们可对嫌疑对象的收支情况、账本、票据等进行审查。通过审查发现确凿的犯罪证据后，将正式立案对犯罪场所、资金来源、洗钱手段、洗钱过程、犯罪结果及资金去向等进行侦查。在查清洗钱犯罪的具体内容后，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洗钱事实。在这个侦查过程中，侦查思路的起点是犯罪嫌疑人，简单说就是“由人查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如上图所示的封闭、环绕型结构。另外还有一些洗钱犯罪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机关掌握的是洗钱犯罪已经发生的信息、情报或者是犯罪发生的证据，但从事洗钱犯罪的嫌疑人还不被我们掌握，这时的侦查思路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侦查思路的起点就将是犯罪的线索、证据，经过对犯罪内容的分析及洗钱犯罪六要素进行动态分析的初查之后，“刻画”出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正式立案开始侦查工作。最终在对洗钱犯罪有清晰、确实、排它的认识之后查获、证实洗钱犯罪的嫌疑人，简单的说这种侦查思路就是“以证找人”。
（二）、洗钱犯罪侦查的原则
在2003年10月，反洗钱犯罪的牵头单位由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反洗钱处改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毕竟不是专门的侦查机关，它在组织、负责反洗钱犯罪的工作中，所拥有的只是“组织协调、指导部署、资金监测”的权利，具体的洗钱犯罪侦查工作还是应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负责。因此，对洗钱犯罪侦查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从公安侦查机关的角度入手。针对洗钱犯罪专业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及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笔者认为：我们确定侦查思路、应用侦查措施和部署侦查力量，需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迅速及时原则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反洗钱处处长吴卫华，在去年央行三个反洗钱法规颁布时曾直言：“反洗钱的工作是防范重于打击。”。公安机关破获的大量经济犯罪案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案和案发时间相距较远；当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时，赃款已挥霍或转移，罪犯也已潜逃。反洗钱侦查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包括：侦查思路不清晰、侦查措施被动和侦查行动缓慢。公安机关在以往被动办案的模式下，不仅丧失了最佳的破案时机，同时增加了办案难度、提高了办案成本。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打击洗钱犯罪来说，仅仅树立“防范重于打击”的观念远远不够。
在侦查经济犯罪中必须首先要确立“迅速及时”的侦查指导原则。主动收集、发现洗钱犯罪的情报并主动出击，而不能仅仅等待、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给我们犯罪线索之后才展开侦查工作。对于近期在沿海地区出现的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的犯罪，更需要我们侦查机关采取积极主动、迅速及时的行动原则。展开针对“地下钱庄”的专项斗争，绝不给其有做大的机会。特别是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侦查部门对各种形式的洗钱犯罪还要力争做到“先发制敌”。
2、准备充分原则
洗钱犯罪除了在方式、手段上具有隐蔽性和明显的反侦查特点外，还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经济犯罪的特殊表现：1、涉嫌洗钱的资金性质难以认定；2、犯罪分子警觉性高，罪证少且不易查获；3、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有些犯罪分子本身可能就是地方党政官员。另外，一些专门从事非法兑汇、走私货币等业务的“地下钱庄”往往有着海外账户和海外关系。侦查工作如果贸然展开，在侦查意图暴露之后，不仅难以提取到它们洗钱的确凿证据和对赃款的扣押、冻结，而且有可能使得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和被动的地步。
近年来公安机关针对广东、福建等地进行了代号为“截流行动”、“捕鳄行动”、“断血行动”的专项打击工作，捣毁了一大批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地下钱庄”。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以“洗钱罪”为由被起诉的（绝大多数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这其中当然有着法律规定不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们的侦查工作如果计划做得再周到严密一点、收集的证据再充分准确一点，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打击效果出现呢？
3、信息、情报为先原则
在当今世界信息化的进程中，任何活动（包括犯罪活动和针对犯罪的侦查工作）的信息化特点都很明显。在与洗钱犯罪分子的较量中，侦查机关对信息的掌握更加突显出其重要意义。做到对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在第一时间掌握是反洗钱工作高效率进行的必要保障。为应对洗钱犯罪的手段科技化、工具现代化和组织网络化的新特点，我们必须树立信息、情报优先的侦查原则，同时尽快建立起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的信息情报收集系统。
首先，在公安系统内部建立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网络，早日实现对洗钱犯罪情报的资源共享。其次，经侦部门与一些经济犯罪息息相关的部门之间尽快实现信息联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最后，我们公安机关一些传统的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如物建特情和工作关系、严密阵地控制等工作也应该做出适应打击洗钱犯罪要求的加强和调整。在一些现金流动量大的娱乐、服务等行业内，物建一批从事或有条件接触财会工作的人员为我们的特情，保证在洗钱犯罪实施的最短时间内将其掌控并加以打击。总之，在针对洗钱犯罪的专门工作中我们应确立“信息、情报为先”的原则。
4、协调配合原则
打击洗钱犯罪只依靠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不仅在人力、财力、物力和专业技能上无法保证打击效果和办案质量，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洗钱犯罪涉及的部门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市场、保险公司、地下钱庄、城乡信用社等，甚至税务、工商、纪检等党政机关也会与我们的侦查工作发生交叉。如果没有以上机关对侦查工作进行有效的配合协作，对洗钱犯罪的查辑证实工作将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对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还需确立“协作配合”的原则。在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之间加强紧密配合的同时，还要加强与以上相关职能部门的制度化联系，同时在侦查人员的办案中明确树立确立协调配合的观念，以保证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开展。
“信息、情报为先”原则与“准备充分”原则共同保证“迅速及时”的洗钱犯罪侦查指导原则的顺利实现。必须注意的是“准备充分”原则与“迅速及时”原则并不矛盾，只有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展开侦查工作，才能实现反洗钱工作的实质性“迅速及时”。另外，“协作配合”的原则是保证“信息、情报为先”原则、“迅速及时”原则和“准备充分”原则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只有这个环节畅通高效的运转才能最终保证对洗钱犯罪打击的准确、彻底。因此，笔者所主张的以上四大原则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将无法保证打击洗钱犯罪的主动性、反洗钱工作的顺利有效性和最大程度上实现侦查资源的效能。
（三）、构建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侦查对策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查获赃款、缉捕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侦查措施、手段、谋略、技术和方法的总称。按照洗钱犯罪的途径不同，笔者将洗钱犯罪分为：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洗钱、通过非金融性机构进行的洗钱、以地下钱庄为代表的其他洗钱三种。在此分别对这三种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进行论述。
1、金融机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央行近几年来制定公布了有关账户管理和存款实名制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出台了专门针对洗钱犯罪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洗钱犯罪得到了明显的抑制，但是犯罪分子还是出于“损耗少”和“速度快”的原因，继续通过银行进行洗钱，采取了“化整为零”、“频繁转账”等方法来规避银行的监管。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原因，笔者一直怀疑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广布全国的各营业网点）会对存入银行的资金性质进行严格的审查。
目前在央行的反洗钱局组织部署下开展反洗钱侦查工作的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往往在现实中执行起来并不顺畅。侦查机关还不习惯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机制，在工作中存在着“等”、“靠”的现象。今后除了理顺央行反洗钱局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关系外，还应加强两者之间经常性、制度性的联系。对于具体负责反洗钱侦查业务的公安机关来说，应在加强防控、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上下功夫，争取对“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有目的、有方向、有所侧重地进行侦查讯问，通过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破来收集情报线索、取得证据，实现对洗钱犯罪的一并侦破，切实从根源上解决被“洗”资金性质难以证明的实际困难。同时针对这种洗钱犯罪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特点开展侦查工作，适当地在金融机构内部开展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