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区别和意义

王胜宇


　　一、充分保护当事人权利,避免权利重复保护
　　明确了邻接权制度与著作权制度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对相关的实践问题作出清楚的解答。举例而言，某甲自己创作了歌曲，然后在公众场合演唱了这个歌曲，并且还将自己的表演通过数码摄像机拍摄下来，然后传送到自己的个人网站上；而某乙未经其许可，复制了拍摄后形成的数码文件，并大规模地进行发行。这个时候，关于某甲的哪些权利被侵害，是著作权还是既有著作权又有包括“表演者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邻接权，就必须予以明确。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权利的重复保护或者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在上述情况下，某甲并不能成为表演者权的主体，也就是说某甲只能享受著作权的保护。我们首先从定义开始分析。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中，对表演者进行了定义：“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对录音录像制者的定义则是：“录音制作者，是指录音制品的首次制作人；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这两个定义显然受到了中国至今还未加入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罗马公约）的影响。罗马公约第三条作了如下定义：“表演者”是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或以别的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其他人员；“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专门录音；“录音制品制作者”是指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录制下来的自然人或法人。此外，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我国已于2006年12月29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形式决定加入）中，对表演者与上述罗马条约有基本相同的表述，对录音制作者，则表述为：对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或声音表现物录制下来负有责任的自然人或法人。显然，无论是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直接说明：某甲在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同时享有该作品邻接权的保护。
　　其次，某甲的表演行为，其实是在行使其著作权中的“表演”权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某甲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在公开场合进行演唱，然后通过信息网络，公开播送自己的作品的表演，完全符合这一描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某甲的一系列活动都只能属于他对著作权的行使。而某乙侵犯的则仅仅是某甲的著作权。在认清这一点后，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保护的也就仅仅限于某甲的著作权，而不会同时保护其“表演者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这样就避免了权利的重复保护。
　　二、有关邻接权保护之立法完善
　　⒈详细确定表演者的概念
　　纵观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表演者”定位在演员和演出单位。这种简单而笼统的界定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呈现出种种不足。《罗马公约》规定：“表演者是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或以别的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其他人员”这一界定虽然和我国著作权立法精神有些出入，毕竟十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著作权立法应该尽快弥补这一缺陷。
　　⒉对著作权法采用两编的立法体制
　　我国目前著作权法对著作邻接权实行了保护措施，但它的保护范围相当狭窄，只规定了对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者的权利保护。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著作权与邻接权密不可分，邻接权依赖于著作权，但又与著作权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将邻接权这个与著作权有着本质区别的权利仅以一个类似于插入的形式书写于著作权法当中，显而不妥。而且社会迅猛发展，各种属著作邻接权范畴的作品将不断涌现，继续采用这种列举式的立法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应针对邻接权采用系统而体系化的保护：
　　对著作权法采用两编的立法体例，即对我国未来的著作权法采用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两编的整体构架，就像民法物权编和债权编一样。在著作权这一个范畴内，除了著作权就是邻接权，因此，对著作权法采用两编的立法体例，将更全面的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特别是对邻接权的保护将更为系统和完善。
　　三、结论
　　通过对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分析对比，总结出了著作权与邻接权之间的区别，而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更是让我们认识到邻接权不仅仅是依赖于著作权，更是与著作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认识到了这一点，则在实际操作中既能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又能避免权利的重复保护。同时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实际案例，提出在未来立法中采用两编的体例来更好的保护邻接权。在学习和研究法律的时候，只有通过其表象认识到其更深层次的本质所在，我们才能更好的认识法律，运用法律和发展法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环境诉讼藏的哪了

潘佳
    从几件小事谈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师的追悼会上，偶尔听到了吕忠梅老师，王树义老师身边朋友们的两句环境诉讼的讨论，于是想起了几年前吕忠梅代表在两会上的提议，建议公益诉讼的建立。据说，近几年的两会上收到的提案中总少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子。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规定也有的将检察官纳入规范范畴。事实上，个人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环保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实践我们一直在期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建设性的批评不在少数。客观的评价，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时间都有了进步，如果和日本，美国比较，但就环境诉讼的案例就少得可怜，更别说公益诉讼了—
一个美国朋友，从北大法宝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环境诉讼的数量后惊叹道，你们的环境纠纷这么少。我直接转移话题向他求教美国的环境诉讼问题—
前两天，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发短信，问问他们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环境诉讼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们市那里环保局长被打的案子—
数量问题出在哪了？如果你要归咎于环境诉讼的制度障碍，公益诉讼个体的制度障碍多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果你要说是司法的功能障碍，接不接招，执不执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你要找环保部门说理，他也很尴尬，于是乎就找着替罪羊了，体制（政府）。似乎一切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纠纷的解决都是体制惹的祸，都是部门利益，权力边界，责任承担的矛盾。接下来，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继根基，什么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部门来管，来承担。反正纳税人的钱随便用，资源随便调配。改来改去，汤还是汤，药还是药。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我们习惯于拿美国，日本乃至我们实力相当的巴西，俄罗斯说事。看看他们的机构有多么精简，中央及国家部门数量是多么少。别忘了，再往下数一数，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不过是第一步他们迈的小点，我们大点罢了。终究还是要精简机构的，对于经意发动全身的但各部门改革，取其不变之道，设综合协调来协调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协罢了，能源法迟迟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并非否定体制的效果，只是这个东西谈多了我们容易束缚住，为什么一个通知了三十年的计划模式主宰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来，计划前就没问题了么。市场化革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是前一个三十年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活着的话他都不会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法制运行的传统文化障碍。正如贺卫方老师所言，行政机关的作用没能分离精神教化，我们的所谓早已习惯于他们的熏染。文化障碍的讨论很多，大多归咎于制度外因素，人伦关系社群关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动运动。基于此，不少人拿出来办法对付传统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绝于耳。官方听得也不少，他们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无所谓知道。从一定角度，迫于“体制”文化的惯性，寻求法外之道确实为一条良策。可问题终究是要落实在制度的，转化进体制的。抛开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看当前的环境纠纷的解决。
环境问题出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中国人第一个说会起诉的。找政府成为首选，企业则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检察院，人大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尚且遵循如此逻辑，如果作为仅仅吸一口高碳空气，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观者来说,就凑合过吧，还能忍，或许会有人管的。我国联邦行为主义的权力架构，省政府的权力实则最大。省的一纸文件可以决定县区是法院系统的接案权，处理权，执行权。如果省级缺位，下级政府的角色会替代过来。再加上同级政府的压力，利益纽带的牢固，环保部门已经疲于应付，再加上法院的闭门不迎，当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环境问题还能起诉，要么动力逐渐被强大的行政成本内化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普遍性，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诉，一旦问题普遍化就认为会导致群体性纠纷，在老百姓认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设下，唯一同上的路径被打压下去，想要社会民众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纠纷是不可能的。观念的陈旧就很可的，中国人是长于私下解决纠纷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规范化就“伤和气”，伤了双方和气，伤了上下级的和气。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牵涉人数过多就有伤稳定大雅，就不和谐，就得注意政治倾向。这种思维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结果是不稳定的利益表达，做贼心虚的心理不要仅仅埋怨政府，换做你我，谁都逃不了那个圈。多少满坏豪情的赤字进入政图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义胆进军学术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着急上班人多时你还希望自己上车，好不容易上来了因为又一个人拥挤你不想让他上来一样，角色心理束缚难以摆脱。渐进式的改革总是充满教科书式的教化色彩，卡看历史纪年表。每一次世界历史推进，哪一次中国的进步是渐进的，++无不充满了（此处略去20字）
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不光给了环保部门，更多的给了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作秀色彩浓厚，如果拿内外成本收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来说事，这样的秀，也是值得的。责任这个词在公有制环境下总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权利者就应该，责任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体和垄断组织，政府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在？现如今，在中国谈政府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奢侈品。几十年前，有少数学者关注马基雅维利，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韦伯的作品里都有谈到政府的社会责任。现如今我们习惯于政府的垄断和公务服务政府责任的侃侃而谈，在还弄不清政府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时，就大谈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明星社会责任，富人的社会责任，就理论研究者关注度而论，些许有些遗憾---
政府是习惯玩文字游戏的，于是解释法律，宣传法律，倡导环境正义的重任往往抗在ngo，媒体，学者身上。政府也有偷着乐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反正我装糊涂，该怎办怎办，实在不行另行对策。发了一顿牢骚，我们回顾三十年的环境法制历程，反思中国环境诉讼的发展演变，成绩是显著的，体制内的东西需要内外合力一点点解决，想贺卫方老师的一句话，忍辱负重的死才可贵。作为我们每一个民众，应保持基本的理性，用合法的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随着政治生态新鲜活力不断注入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