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


交通法规制定程序规定
1992年8月6日，交通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交通法规的制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交通法规质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交通法规是指交通部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交通部的法定职权制定或起草的调整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包括：
（一）交通部起草上报国务院审查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草案；
（二）交通部起草上报国务院审批的行政法规草案；
（三）交通部发布或交通部批准下级交通部门发布的行政规章。
第三条 下列文件不属于交通法规：
（一）政策性文件；
（二）秘密文件；
（三）内部工作制度、规则；
（四）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或规范性的其他文件。
第四条 制定交通法规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交通法规应当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行政规章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命令相违背；行政法规草案不得与宪法、法律相违背；法律草案不得与宪法相违背；
（三）交通法规应当符合交通行业管理的实际需要，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
（四）交通法规应符合交通法规体系的总体要求；
（五）行政规章所规定事项不得超越交通部的法定职权。

第二章 形 式
第五条 交通法规的名称应当准确、规范，符合下列规定：
（一）法律称“法”、“条例”；
（二）行政法规称“条例”、“规定”和“办法”；
（三）行政规章称“规定”、“办法”、“实施细则”、“实施办法”、“规则”等。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比较全面或部分的规定，称“规定”；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具体规定，称“办法”、“规则”；为实施法律、法规而作出的规定，称“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
第六条 交通法规内容应当完备、规范，一般包括下列事项：
（一）制定的目的、依据和原则；
（二）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和主管机关；
（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四）解释权属；
（五）生效日期及需要废止的法规或文件。
第七条 交通法规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楚、文字简明、用词准确，不得使用有歧义的词汇、概念。
第八条 交通法规内容用条文表达，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节。条可以分款、项、目。款不冠数字，项和目冠数字。项数以带括号的中文数字表示；目数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三章 立法计划
第九条 制定交通法规应当按照立法计划进行。立法计划分为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十条 编制立法计划，应坚持符合需要、切实可行、突出重点、形成体系的原则。
第十一条 编制立法计划，应先由交通部各司、局根据本部门的职责和管理工作需要提出立法建议。五年规划的立法建议应于规划年度前一年的十月底前向交通部法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法规主管部门）提出。年度计划的立法建议应于计划年度前一年的十一月底以前向法规主管部门提出。
其他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可以向法规主管部门提出立法建议。
第十二条 立法建议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交通法规名称；
（二）发布机关；
（三）制定交通法规的必要性；
（四）立法目的、依据和有关背景情况的说明；
（五）法规主要内容和是否需要制定实施细则；
（六）进度安排；
（七）主要起草单位和参加单位。
立法建议应由建议单位负责人签署。
第十三条 计划起草的交通法规需要制定实施细则的，应同时列入计划、同时起草。
第十四条 法规主管部门应全面研究各项立法建议，充分听取各部门意见，综合协调后编制计划（规划）草案，报交通部部长办公会议（以下简称部长办公会议）审定或部领导批准。
第十五条 立法计划经批准后，负责起草的单位应当将起草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安排落实。法规主管部门负责对立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立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调整的，应报部长办公会议或部领导批准。

第四章 起草、审定和发布
第十六条 交通法规一般由交通部有关业务司、局或部门负责起草。
起草重要的或涉及几个司、局业务的交通法规，可由其中一个主要司、局牵头，或由法规主管部门牵头有关司、局、单位参加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
需与有关部委联合起草的，应同有关部委协调组织起草。
第十七条 起草交通法规应当进行充分调查，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法规内容涉及其他部门的业务或与其他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应当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经充分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在报送法规草案时应予以说明。
第十八条 起草交通法规，应当注意与其他有关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如果对某一事项作出与别的法规不一致的规定时，应当在提交法规草案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起草交通法规，如果将代替现行交通法规或其部分内容，必须在草案中明确规定或指明被代替的法规或有关内容。
第二十条 起草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应对原法律、法规未尽事宜进行规定，不得主要摘抄原规定。行政规章的实施细则，不得再以行政规章形式制定。
原有交通法规能以修正案方式修改的，不再重新起草新的交通法规。
第二十一条 交通法规起草完毕后，应当写出起草说明。说明的内容一般包括：制定法规的目的、依据和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分歧与协调情况、对主要条款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交通法规草案起草完毕后，由起草单位的负责人签署意见，需要会签的，由有关司局会签后送法规主管部门审核。
起草小组起草的交通法规，由主要起草单位的负责人签署意见，其他起草单位会签后，送法规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三条 法规主管部门应对送审的交通法规草案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查，并可根据情况就交通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或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查：
（一）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二）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路线；
（三）是否与现行的交通法规相衔接；
（四）是否符合交通行业管理的实际需要；
（五）有关分歧意见是否经过充分协调并解决；
（六）是否符合本规定的有关要求。
交通法规草案内容存在重大分歧的，法规主管部门可组织有关司、局进行协调。经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汇总各方意见，报主管该项业务的部领导或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交通法规草案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由起草单位负责修改、补充或由法规主管部门组织修改。
第二十四条 交通法规草案经交通部办公厅核稿后，报主管该法规所涉及业务的部领导审核。
第二十五条 交通法规应经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由部长签署发布。
第二十六条 交通部规章和经国务院批准需由交通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以交通部令发布。
交通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行政规章，由交通部部长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签署发布令。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以交通部文件形式报国务院审定。
第二十七条 以交通部令发布的交通法规，应在《中国交通报》上全文刊载。

第五章 修改、解释、废止和报备
第二十八条 修改交通法规应按本规定的立法程序进行。
第二十九条 交通法规的解释，是法规的组成部分。需要对交通法规作出解释的，由起草该法规的单位提出解释意见，法规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主管法规所涉及业务的部领导或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三十条 除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况外，废止交通法规应由有关司、局先行向法规主管部门提出废止建议，法规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出废止建议，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提请废止法律、行政法规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地方法规、规章制定权的市的交通主管部门的立法计划应报交通部备案。其所起草拟上报审批的地方交通法规、规章，在上报前，应征求交通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交通部所属或其派驻各地的行政管理机关拟定的立法计划，应报交通部备案。其根据立法计划起草的交通行政管理规章，应报交通部批准。涉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事项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审批，或由交通部与地方人民政府联合审批。
报交通部审批的上述规章，报批前，应征求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经批准后由交通部发布，或由报批单位发布。
第三十三条 地方交通法规、规章，应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起草单位向交通部报送十份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结合律师法修改谈律师调查取证权

王维新

律师法是规范我国律师行为或律师活动、引导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确定律师工作基本原则和制度的法律。现行律师法是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部律师法在有关律师的性质、资格的取得、律师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对于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则不尽人意。我认为，律师法首先应当是律师地位、权利与义务、律师职业属性的基本法，但在实践中，其运用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目前无论是从事诉讼工作，还是非诉讼业务，都存在律师“执业难”的现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律师法的修改，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本文结合律师法修改着重对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
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根据需要，还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这是让许多律师非常振奋的一条规定，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意义
1、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法律对公民权或者说人权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离开公民权去谈法律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在公民权利遭受侵害、发生纠纷或者公民法律事务的处理等等，由于公民个人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的技能、时间和精力等原因，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聘请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决纷争、委托处理自己的法律事务。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需要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甚至关键事实的调查取证，如果因为律师没有充分的、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利，就无法完成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寻求保护的重委，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只是纸上谈兵。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就象士兵没有武器一样，根本无法正当履行好职责，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处处设障，重重限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设置障碍。实践中，因为律师查证受阻而使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不在少数，律师和公民只能望之兴叹，转之以其他非正当途径寻求权益的保护，并且对国家法治产生不信任感。
2、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
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但是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实践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往往不注重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这些依法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由谁去取？当然只有辩护律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律师的地位，但《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诸如调查取证权附加了条条“枷锁”，束缚了律师的手脚，稍不小心就可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之嫌。此外，从保障人权角度讲，刑法在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必须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者罪轻的人免受重处。这是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就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从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到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据审查，均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诉职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辩护职能的脆弱无力。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权利制衡的产物，于是最好的制衡方式就是扩大律师的权利，达到一种足以与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的程度。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赋予，是这种制衡措施之一。
3、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方法。律师是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能够而且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预防纠纷，化解纷争，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当前，律师充当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法律顾问，参与大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足以证明，律师在法治社会的作用无所不在，而这些非诉讼事务的参与，正是防范风险、预防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律师不积极进行调查取证，无法进行调查取证，甚至调查取证还要冒座牢的风险，律师的作用就将大大受限。此外，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必将大大减轻法官工作量，是为法官减负的根本途径，以及使律师和当事人摆脱取证难和举证责任的两难困境之必由之路。
三、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
新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年6月1日开始实施，它赋予了律师充分可行的调查取证权利，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保障律师调查权时，要特别注意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确立律师与国家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要防止过于原则，使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为此，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除涉及国家或者有关单位重大机密之外的内容，律师都有调查的权利。律师对什么程度的文件资料才没有查询、复印的权利，要有明文规定。其实，在现代社会信息是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国家机关的许多涉及公民的资料文件，并没有捂得紧紧的，并没有特意保密的需要，相反，应当给予律师以充分的查证权利，为社会所利用。如婚姻登记、身份证查询、抵押情况、财产情况和纳税等，而对于确实是机密性的，则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是必需的。
其次，律师调查取证出示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即可，无需其他手续。律师应当向对方提供哪些手续文件，应当有较为统一的规定，便于律师和配合查证双方工作。通常情况下，调查取证时律师应当提供、并出示的文件是：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而无需出示律师个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件，更不应当要律师一定要出示法院的立案手续等资料，或者人为地任意地要求律师提供其他资料。一是具有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律师的合法身份，二是以此证明律师查证的正当性，同时也简化配合查证一方的负担。对于接待单位应当留存哪些资料，也应当规范，只有介绍信，不需要复印身份证、执业证等存档。
再次，被调查人有配合、协助律师调查取证的义务。新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律师进行调查，不一定要有单位负责人的同意，具体经办人就可以配合。对于一般性的信息，实无必要经领导的批准同意，而对于涉及机密性的文件，则需要有关负责人对是否可以查询进行判断，需要取得他们的批准，这是合理的。
第四，被调查人有审核确认的权利，并在文件资料上签字、盖章确认其来源真实性的义务。配合查证一方对其文件资料，负有在资料上面，由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以审核确认资料来源于其单位，与原件一致等的义务或责任。最高法院有关民事、行政等诉讼证据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的提供要有来源单位的盖章确认才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些单位组织愿意配合律师查询，但拒绝在律师查询复印的有关资料上签章，致律师的查询结果只能当成参考资料，而没有证据的作用。因此，在律师的调查取证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配合查询单位，对律师从配合查证单位获取的资料有审核确认的义务，特别是对国家机关，担负着给社会和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这一义务。
第五，对国家机关的调查取证只能收取工本费。某些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由于他们使用纳税人的钱，向其查询证据，理应不该实行商业化收费，只能收取工本费，否则，实在有损国家机关形象。建议需要将之明确规定，以防权利的滥用。


作者：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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