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吸收了近年来关于鉴定结论的研究成果，对原鉴定结论规定进行了大量修改，如将鉴定结论改成鉴定意见，规定鉴定人出庭制度，鉴定人不出庭的罚则等。但是实践中，一些案件中的“鉴定意见”与刑诉法所规定的鉴定意见在程序上并不相同，难以按照刑诉法规定进行操作。比如假币案件中对假币的鉴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等案件中对伪劣商品、注册商标的鉴定，计算机犯罪案件中对电子数据的鉴定，办理毒品案件中对毒品的鉴定，办理伪造发票案件中对发票真伪的鉴定，办理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中对国家秘密的鉴定，办理生产、制售假药犯罪案件中对假药的鉴定等。这些案件中的“鉴定意见”都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照行政权进行的一种鉴定，法律文书中没有鉴定人签名和盖章，也没有鉴定资质的证件附卷。

如果对这些法律文书按鉴定意见来认定，那么按照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在鉴定意见存疑的情况下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意见需要附鉴定人资质的证书。而上述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均无法提供。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一是行政机关改变文书的名称。对于申请确定、界定、鉴别、认定的物品、文书进行甄别，避免文书中出现鉴定意见的字样，因为如果是鉴定意见，就要按照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去执行，所以可以采用“确定书、界定书、鉴别书、认定书”等称谓来避免法律的尴尬。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中出具的密级认定书，根据国家保密局《查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中密级鉴定工作的规定》第2条，“本规定所称的密级鉴定，是指保密工作部门按照管辖范围，应公安、国家安全、检察、审判及纪检、监察机关的提起，对其办理的案件中涉嫌涉及国家秘密事项作出的鉴别和认定。”第10条规定:“保密工作部门出具的密级鉴定书应当加盖政府保密工作部门印章。”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密级的鉴定，根据相关权限，可以使用确定、鉴别或者认定书形式，而非鉴定意见形式。二是对于该“认定书”证据的归类。笔者认为，由于文书中的意见是一级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出具并加盖公章，以证明案件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而用书面记载的文字表达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应归于书证，所以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针对相关物品作出判断、鉴别、确认以证明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证明材料，符合书证的要件，应以书证对待。三是关于作出意见的主体特殊性。这一意见的主体是一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不需要相关人员签名盖章，明确规定只要以单位盖章确认即可。因此，这是一个国家行政意见，显然不同于按照经过司法部核准的机构，经过登记的鉴定人所作的鉴定。因此，有必要改变以前认为上述认定书是鉴定意见的认识。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其实发明创造并不难

没有技术的创新，就没有企业的生存。但是人们常常认为，发明是智慧的火花像闪电一样撞击天才而产生的结果，将技术创新视为畏途。

其实，发明创造和获得专利权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更多有价值的发明可能是由很普通的公司职员，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遵循赢利性发明的基本原则做出来的。其实专利就来自身边，大多数专利并不是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只是在公司环境中工作的受一般教育的人们对基本技术所作的一般改进。从专利法的角度讲，一个用于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非常简单的方案不一定缺乏创造性，许多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的技术方案一旦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本身被澄清就变得相当容易，尤其是在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的发明与其是来自天才的创造了和深刻的洞察力，不如说是对新技术问题的切实分析。授予专利权的标准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低，虽然这种标准看起来有些神秘。

获得专利的主要的障碍是创造性问题，对于大多数技术人员，一项发明具有创造性似乎意味着，在他们眼力，该发明必须是新的科学发现或新的技术原理，在法律意义上，如果一项发明只不过是对公知技术原理的改进，提出了一种新的但并不惊人的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方案，那他就有创造性，就很有可能被批准为专利。譬如许多成功地投入市场的新医疗产品并不是由大公司开发出来的，相反，他们最初是由医生推销员或商人发明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总是千方百计地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治疗需求，推销员总是想方设法使他们的产品能够符合医生或者其他客户的要求，而商人们则总是能够把帮助人们实现一个愿望当成最好的赚钱的机会，所有这些无疑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从而发明出新的医疗产品。

所有创新其实只是意识问题，而并不在于技术水平的高低。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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