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江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内府发〔2007〕3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内江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五届第5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九月五日


内江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目标管理工作，确保政令畅通，保证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各项目标的顺利实施和完成，促进内江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对市（州）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川府发[2007]30号）和《内江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县（区）人民政府和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的市级部门。
第三条 目标管理工作的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目标制订、实施和监控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确、权责一致。
（二）实事求是原则。目标制订、实施与调控幅度的确定与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相衔接，与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安排相一致，符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突出重点原则。突出省政府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和社会事业发展指标以及市委、市政府重要工作安排。
（四）分级负责原则。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对市政府下达的目标负责。各目标责任人对所承担的目标负责，目标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由各目标责任人负责协调解决，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及时上报，由上一级目标责任人裁决。
（五）公正有效原则。目标制订、分解、监控、考评和奖惩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和简便易行，确保目标有效实施。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督查室（目标办）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目标管理体系
第五条 目标管理责任体系。
（一）市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为全市目标管理总责任人。副市长对市长负责，按分工领导组织全市相关目标的实施。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按职责分工对市长、副市长负责，协助市长、副市长督促、协调有关目标的实施。
（二）各县（区）长为本地目标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对市政府下达的目标向市长负责。副县（区）长按分工对本地第一责任人负责，负责组织本地各项目标的实施。
（三）市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目标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本部门目标的实施。其他领导按职责分工对本部门第一责任人负责。
第六条 目标管理组织体系。
（一）常务副市长负责市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的组织，市政府秘书长协助常务副市长负责年度目标制订、分解、实施、考评和奖惩等工作的组织协调，日常工作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承担。
（二）目标责任单位为各县（区）人民政府和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的市级部门，具体承担市政府下达目标的组织实施。
（三）各县（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目标管理工作机构和人员，建立健全相对应的目标管理工作体系。市级各部门要落实专门科（室）和指定专人负责目标管理日常工作。
第三章 目标制订与下达
第七条 制订目标的依据。根据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市委、市政府当年度中心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各县（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市级各部门主要职能和业务工作制订当年度工作目标。
第八条 目标的分类及内容。
（一）县（区）政务目标分为综合目标、惠民目标、单项目标、重点督办事项4大类。综合目标为当年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分解指标。惠民目标为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当年度为民惠民具体事项。单项目标为省、市政府确定的当年度重要专项工作。重点督办事项为省、市政府确定的当年度重点跟踪落实的工作事项。
（二）市级部门年度目标由职能工作目标和共同目标构成。职能工作目标为各部门按照职能设置和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部署的主要业务目标。共同目标为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以及作风效能建设工作目标。
第九条 目标的制订与下达。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要求，每年1月底前，市级部门要制订出当年工作目标初步方案（草案）报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涉及其它部门工作职能的，应及时协商，明确主、协办单位责任。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按照年初省政府下达的政务目标、市人代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市政府全体会和相关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奋斗）目标，会同市发改委、市统计局等部门于每年2月底前编制完成当年度市政府主要工作目标和各县（区）政务目标初步方案，上报市政府审定后下达实施。并按照市政府下达的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分解下达各部门工作目标。
第四章 目标分解与实施
第十条 目标的分解。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要按照市政府下达的目标逐级量化分解，落实目标责任、工作措施和时限要求并于市政府目标下达后1个月内将分解落实情况报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备案。
第十一条 目标的实施。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负责抓好市政府下达目标的组织实施，随时掌握分析目标执行进度，及时研究解决目标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二条 目标的调整。为保证目标的严肃性，一般不对目标进行调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确需调整目标的，须于当年9月20日前报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经市政府批准后统一进行调整。
（一）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使目标不能实现的。
（二）涉及全局工作任务变化和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五章 目标监控与考评
第十三条 目标的监控。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市级有关部门采取现场督办与书面督办相结合、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等方式对全市目标执行全过程进行跟踪和监控，随时了解情况，协调解决矛盾和问题并及时通报目标完成情况。
第十四条 检查与考评。
（一）定期检查。各县（区）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前，各部门每月5日前将目标执行进度情况网上报送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
（二）半年自查。各县（区）于7月15日前，各部门于7月5日前对上半年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报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市统计局进行核实，于7月20日前综合全市情况向市政府报告半年目标执行情况。
（三）年终考评。次年1月5日前，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对上年度惠民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报市惠民行动办公室；1月20日前，各县（区）、各部门对上年度各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报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会同市人大、市政协专委会和市级有关部门组成考核组，对各县（区）、各部门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集中进行综合考评，提出考评意见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五条 目标考评计分办法。
（一）县（区）政务目标。
1、综合目标。基本分值为70分。完成各项目标得该项基本分。超额完成目标加分：绝对值每增长1%，加该项基本分的10%，相对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该项基本分的9%，最高加分不超过该项基本分的20%。未完成目标减分：绝对值每下降1%，减该项基本分的10%，相对值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该项基本分的9%。未完成该项目标40%的不得分并按该项基本分的10%倒扣。
2、惠民目标。每项基本分1分。各小项基本分按小项总数平均分配，各小项得分之和为该项得分。各小项完成目标100%至130％以上（含）按该小项基本分的100%至130％计分，未完成目标不得分并按该小项基本分倒扣。
3、重点督办目标。每项基本分1分。各小项基本分按小项总数平均分配，各小项得分之和为该项得分。各小项完成目标100%至120％以上（含）按该小项基本分的100%至120％计分，未完成目标不得分并按该小项基本分倒扣。
4、单项目标。①完成目标的不加分、不减分。②完成目标列前三名的分别按0.8分、0.5分、0.2分进行加分。③未完成目标的按比例扣减，但每项减分不超过1分。
5、贡献得分。以市政府当年确定的全市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分县（区）实际完成数占全市总量的比重，计算各县（区）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撑和贡献作用。即:县（区）各分项目标得分＝当年完成数÷全市总额×每项基本分值3-5分。几个分项目标得分之和即为各县（区）贡献得分。
（二）部门工作目标。
1、职能工作目标。基本分值为80分。①定量目标（数量化指标）。完成目标的得该项基本分。超额完成目标加分：绝对值每增长1%，加该项基本分的15%，相对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该项基本分的14%。各项目标最高加分不超过该项基本分的20%，惠民目标最高加分不超过该项基本分的30％。未完成目标减分：绝对值每下降1%，减该项基本分的15%，相对值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该项基本分的14%，未完成该项目标40%的不得分并按该项基本分的10%倒扣。未完成惠民目标不得分并按该项基本分倒扣。②定性目标（未量化指标）。一类（完成目标突出的）加该项基本分的20%；二类（完成任务比较突出的）加该项基本分的10%；三类（完成目标）不加分、不减分；四类（有一般性差距的）减该项基本分的10%；五类（有明显差距的）减该项基本分的20%；六类(有严重失误的)为0分；七类（发生重大负面影响的）从总分中酌情扣分。③主要经济指标加权计分。将当年度省政府下达内江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与所有市级部门挂钩，以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实行加权计分。若超额完成的指标省政府考评给予内江加分的，市级经济部门按加分部分的加权平均值、非经济部门按加分部分加权平均值的50%进行加分。若未完成的指标省政府考评被减分的，市级经济部门按每项减分值、非经济部门按每项减分值的50%进行减分。
2、共同目标。基本分值为20分。对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安全生产、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有关部门按相应的考评办法计分。
3、单项目标。比照本条第（一）款第4点的规定计分。
（三）效能目标。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市效能办依据《内江市机关作风效能工作考核办法》进行评分，并计入各县（区）和部门年度目标考评总分。效能目标最高加分不超过3分，扣减分数下不保底。
（四）协办目标。对当年度市政府主要工作目标中需要相关县（区）和部门协办的项目，若主办的市级部门超额完成目标有加分的，协办县（区）和部门按加分部分的20%加分。若主办部门未完成目标被扣分的，对协办不力的县（区）和部门，由主办部门提名，经核实并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审定后与主办部门同等扣分。
（五）获奖加分。一类：获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加计2分，表彰等级按一、二、三等奖分别加计2、1.5、1分。二类：获得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各部委（局）和省委、省政府表彰全面性工作，或受到国家各部委（局）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以及对内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加计1.5分。三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各部委（局）和省委、省政府表彰单项工作的加计1分，表彰等级按一、二、三等奖分别加计1、0.8、0.5分。四类：经国家各部委（局）授权由国家各部委（局）办公厅表彰，或经省委、省政府授权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表彰，或单位主要业务工作获得省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加计0.8分，表彰等级按一、二、三等奖分别加计0.8、0.5、0.3分。五类：单位年度工作有重大突破的加计0.5分。六类：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认可的加计0.2分。各单位对所获奖事项要提供相关依据和理由，并以年度内表彰时间为准，同一类型按最高级别奖励加分。市级部门的获奖加分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核定，县（区）的获奖加分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审定。获奖加分计入年度目标考评总分，最高不超过10分。
对完成市委、市政府急、难、险、重任务成效突出的，另行给予特别的奖励和加分。
（六）受批评扣分。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通报批评，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否定性批示的，每次扣2分；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各部委（局）、省委、省政府通报批评，或受到国家各部委（局）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否定性批示的，每次扣1.5分；经国家各部委（局）授权由国家各部委（局）办公厅或经省委、省政府授权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报批评的，每次扣1分；受到市委、市政府通报批评的，每次扣0.8分；受到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和市委、市政府督查室通报批评的，每次扣0.5分，同项内容按最高级别扣分；被中央、省级主要新闻媒体曝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查有实据的，每次扣1-5分。当年内被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督查室通报批评达到3次的县（区）和市级部门，年度目标考评列为不达标单位。
（七）其它扣分。
1、对当年经各县（区）和市级部门请示由市政府批准已作调整的目标，仍未完成的该项目标不得分。
2、凡各县（区）和市级部门未完成当年所承担的省级目标，除该项目标按规定扣分外，未影响全市完成该项目标的，按该项目标基本分的3倍加重扣分，造成全市未完成该项目标的，按该项目标基本分的5倍加重扣分，并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和情况说明。
3、政务督办、办理工作、公文处理、应急管理等工作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对各承办单位的阶段统计情况进行考核，采用倒扣分方式从各县（区）和市级部门目标考评总分中扣除，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①政务督办。未按时限要求办理又不说明情况的，每发生一次扣0.3分；按时限办理但不符合工作要求，限期重办仍不符合工作要求的，每发生一次扣0.3分。②办理工作。对耽误办理时间的，每发生一次扣0.5分；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承诺事项未落实的，每发生一次扣0.4分；对办理答复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满意又未再次办理和答复的，每发生一次扣0.3分；不符合办理基本要求的，每发生一次扣0.2分。③公文处理。不按时处理又不符合要求，限期重办仍不符合要求的，每发生一次扣0.5分；对不符合公文运转程序、公文格式、公文内容及文字、印制出现重大差错的，每发生一次扣0.3分。④应急管理工作。按照《内江市应急管理工作考评细则》，对各县（区）和市级部门有关部门进行考核评分。
第十六条 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出现重大问题和惠民目标有1项未完成的均实行一票否决，县（区）降低一个获奖等次，市级部门取消评选先进资格。县（区）和市级部门未完成所承担的惠民目标达到2项的，年度目标考评列为不达标单位。
第六章　奖　惩
第十七条 审定程序。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汇总各考核组的考评意见，按考评得分排位和30%—40％的先进比例，提出市级部门年度目标综合考评结果和先进等次报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后，将年度目标综合考评先进单位、目标管理先进责任人和先进个人报市委审定。对各县（区）政务目标考评得分以及获奖和贡献加分结果，由市政府督查室（目标办）报市政府领导审定后，提交市委办公室汇总。年度目标考核的界定分值为100分，未达到100分视为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确定为不达标单位。
第十七条 奖惩办法。对各县（区）和市级部门当年度目标综合考评分为先进单位（一、二、三等奖）、完成目标单位和不达标单位。对完成年度目标先进单位、目标管理先进责任人和先进个人，由市委、市政府进行通报表彰。其中，被评为目标考评先进单位的市级部门，当年人均目标奖一等奖可加发20%、二等奖可加发15%、三等奖可加发10%，优秀公务员评选比例可增加5%；对年度考评不达标的单位，由市委、市政府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该县（区）领导班子成员年度人均目标奖，扣发该市级部门年度人均目标奖，减少该部门优秀公务员评选比例3%，同时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并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的效能责任；对获得年度目标考评先进单位和年度考评不达标的中省垂管单位，由市政府书面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对在考核中弄虚作假的，视情节轻重从年度目标考评总分中扣减2-5分并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内江市人民政府督查室（目标办）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内江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基点

李伟迪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 .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
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 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２、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 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１、 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
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 ”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 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２、 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 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 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２、 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 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
２、 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